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球名宿博班回归萨格勒布迪纳摩俱乐部，担任主席一职。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卫报》的专访，分享了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见解。

午后，薄雾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使其陡峭的建筑轮廓显得更加庄重。在对面的楼里，博班正与记者们共进墨鱼汁烩饭，这里是迪纳摩的食堂。他回忆起年轻时在这座建筑里的青训时光，当时他就睡在房间的另一头。“从情感层面看，这是我人生中最为深刻的一章，”博班注视着熟悉的场景说道，“除了这里，我还能去哪里呢？”

他的足球生涯跨越了多个领域。在管理岗位上，博班的每一段经历虽然短暂却都留下了印记。如果没有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担任高层时的积极发声，足球运动的面貌可能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他高调离开欧足联后，外界常认为这位坚持己见、恪守原则的人物仍有更大的舞台。但实际上，他的世界以独特的方式既缩小又扩展：在苏黎世和尼翁的职位所带来的政策影响力和权力已经消失，但没有任何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野中，直面源源不断的关注与审视。

当天的报纸便是例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中以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人们总说耶稣是个好人，”他平静地说道，“比我们任何人都优秀，这很明显，不是吗？可他们仍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考验’呢？”

这番话体现了博班一贯的风格。六个月前，他高调回归，最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他致力于重塑这家母队——他19岁时就在这里担任队长，并在34年前离开前往米兰。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中的俱乐部重现活力。面对这份挑战，他分文不取。

“我一生都在说，我深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们，爱这座城市，爱我的国家，”他坚定地说，“所以当他们邀请我时，我怎能拒绝？难道要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吗？如果我真的那么做，就是背弃了我一生信奉的价值观。”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阐述了他的愿景，也坦然面对那些需要解决的难题。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决裂——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推动并通过的章程修改提案极不恰当，该提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博班“不值得评论”。

球员时代，博班随AC米兰赢得了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他踏入政界，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首这段经历，他是否有遗憾？

“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一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此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相处融洽，与他的家人关系也很好。但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也明确表达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的道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绝不后悔。这件事我思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也没有像被宠坏的人那样任性。我反复权衡，给了自己思考的时间，也给了别人理解的余地。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和后果负责。我是如此，其他人也一样。”他承认，如果没有那次分歧，他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而言是不真实的。正如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被迫辞职一样。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当前局势？2016年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米兰。博班与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表示在自己任内，这个曾经“迷茫且失去方向的机构”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定维护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解释了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必要性——他是该项目的核心倡导者。

博班指出，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操纵比赛、确保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他说道，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造成的时间消耗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在任期内因凡蒂诺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及因凡蒂诺利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以“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的行为，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如此评价这位前上司的举动，“我简直无法直视。我惊讶于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过于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治角色和此类事务。”

“起初并非如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应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一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此努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轨道。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本人和国际足联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成为一个政治组织，但他正将其推向这一方向，这是可悲的。”

“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之前所做的所有好事，并非因为我和他共事过。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唐事’将所有问题暴露无遗。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于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此来是进行简短汇报。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了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克罗地亚球员成长中特有的激情与热血相结合。

“我们希望打造欧洲顶级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这样一来，所有人都将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赛事中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于季前赛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成长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不久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塞罗那。

博班的信念令人动容，但这样的思路真的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扩大的足坛中站稳脚跟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凭借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许多权力核心人士承认，正是在博班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新欧冠的小组赛从10场减少到了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制，采用三队小组形式，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及当前的世俱杯形式，他直言不讳地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烈讨论着这些话题，其中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这让人不禁担忧，这位能够影响足球发展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核心遗忘。即便在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下，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博班仍然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考虑重返权力中心吗？“不，绝对不会。我非常清楚。许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将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完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经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中爆发了暴力冲突，博班一脚踹向警察，从而成为民族英雄。与某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集体的时刻，并非关于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到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感到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获得历史学学位，做过记者，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深入研究历史吧，”他说道。那么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几乎所剩无几，但他仍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不过与U17的孩子们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吃力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是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自从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我来到这个世界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今天，我内心最纯粹的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